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提出：“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

國有資本“三個集中”是新時代以來黨領導國家經濟建設取得系列成就的關鍵經驗，是在不斷豐富對“兩個大局”重要認識進程中形成的規律性認知。當前，做大做強做優國資國企迎來戰略窗口期，如何科學把握國有資本“三個集中”的深刻內涵？

讀懂新時代國有資本“三個集中”的三層深意

不斷強化對國有資本運行規律的科學研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題中之義，也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不斷豐富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宏觀頂層設計不斷圍繞“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國有資本”的政策供給展開，一方面，由于新形勢下國有經濟同樣面臨國內外高標準的規制體系競爭，國有經濟雖然在全球范圍屬于共性存在，但受到不同意識形態制度影響，西方國家對我國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主體地位抱有偏見；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運行機制走向成熟，國有資本作為社會經濟資源配置的一類存在形式被認知，國有資本不僅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物質基礎而不斷發展壯大，更是在深化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進程中不斷完善與非公有制經濟體系之間的邏輯關系。事實上，從中國共產黨領導國有經濟（企業）改革的歷史過程看，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下，成功實現了強化國有經濟集中集聚與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融合，從國有經濟占絕對比重到兩種經濟形態協同發力、互補互促，再到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對國有經濟功能與作用規律的認知持續升級。

國有資本“三個集中”的理論向度。國有資本“三個集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自主理論創新的前沿成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基礎理論創新，有利于科學、深刻、動態地認識國有資本運動及市場配置規律。首先，國有資本“三個集中”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體現。全面深化國有資本管理體制改革是“三個集中”的關鍵前提，國有資本要能夠為新時代的新型舉國體制提供物質基礎和經濟支撐，管理體制改革的目標在于進一步放開搞活國資國企，從管企業到管資本的持續進階，讓國資國企在事關國家經濟命脈與關鍵領域發揮決定作用和示范引領作用。其次，國有資本“三個集中”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現實困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提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圍繞“三去一降一補”開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有資本集中集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更好發揮國有經濟指揮棒作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再次，國有資本“三個集中”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理論支點。中國式現代化是人類文明新形態，國有資本“三個集中”是建立在歷史上對國資國企改革發展的長期認知基礎上，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新發展階段和新目標而制定的體系化改革策略，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的物質保障、穩固的政權保障。

國有資本“三個集中”的實踐向度。如何更好地優化與提升國有資本的總體布局，高效提升國有資本的市場效率成為新時代國有企業與國有資本管理實踐的關鍵環節。國有資本“三個集中”是技術性與目的性的有機結合。從技術層面來看，國有資本集中集聚展現出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下的資本運行規律，回答配置領域以及如何配置等問題，國有資本的政治立場是首要的，資本配置要符合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能夠為社會穩定與經濟安全作出貢獻。另外，國有資本配置進程中要求推動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高效結合，國有企業是國有資本的核心載體，國有企業既是經濟主體又是政府配置資源的載體，根本上講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與民營經濟的戰略使命具有內在一致性，在技術層面都是既尊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又能夠互相補充與促進。從目的層面來看，國有資本“三個集中”是不斷強化國有經濟影響力、競爭力、控制力、創新能力和抗風險能力的內在要求，這是國有資本加強自身配置安全性與效益性的根本保障。另外，國有資本“三個集中”對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有著關鍵推動作用，國有經濟的治理水平提升代表著黨領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不斷成熟，國有資本的戰略擔當體現在實踐層面主要是耐心資本和長期資本的形態與邏輯敘事，聚焦國家社會經濟的長遠及可持續發展。

國有資本“三個集中”的價值向度。國有資本“三個集中”從根本上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同時釋放國有資本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文化效益、創新效益”。從經濟效益層面看，國有資本的“先導性與輻射性”對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國有資本內生于經濟循環過程中并形成市場信心與預期管理機制，其影響力與控制力對于防范和化解社會經濟風險意義重大。從社會效益層面看，國有資本的公共產品屬性發揮社會穩定器功能，關系重大民生責任的非營利性投資一般由國有資本承載，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也是新型舉國體制的政治經濟學邏輯。從文化效益層面看，國有資本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執政文化、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文化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從創新效益層面看，國有資本對前沿科技與原始創新的布局將加速推進形成新質生產力，在現代社會化大生產中構建創新策源優勢，進一步激發產業創新動能，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發展質量與平臺科技成果轉化效率的雙向提升。

國有資本“三個集中”的戰略主動性敘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有企業要做落實新發展理念的排頭兵、做創新驅動發展的排頭兵、做實施國家重大戰略的排頭兵。”時刻保持戰略主動性是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取得歷史性重大成就的關鍵經驗，不斷推進國有資本“三個集中”是中國共產黨保持戰略主動性的實踐具象。

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既是經濟戰略又是政治戰略。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根本前提，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事關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有利于形成穩固且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確保宏觀政策的取向一致性，確保黨中央各類決策能高效扎實地推進落地。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承擔起鞏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戰略使命，國有資產是國家的戰略級資產，在堅持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中展現戰略擔當。國有企業改革的任務之一是積極探索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實現國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主導性體現在控制力上，從根本上講體現在政治站位上，國有資本的行業與領域配置事關國家經濟與政治安全。國有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國有資本向關鍵領域和事關經濟命脈的行業集中有利于從長期穩定性層面穩固國內政治大局和發展大局，同時國有資本作為對外經濟交流以及防范國際各類型不確定性挑戰、不同程度經濟金融風險沖擊的堅實基石，能夠有效維護國家在參與外循環競爭中的安全性。

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是不斷升級的時代戰略。中國共產黨領導國資國企改革的歷史便是立足我國發展階段實際，不斷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從筑牢百廢待興的現代工業基礎到不斷提升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再到新時代致力于用高質量發展應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國有資本在不同歷史階段、完成不同戰略使命中發揮著中堅作用。國有經濟在推進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治理現代化協同共進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是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區別西方靠資本邏輯和殖民邏輯建立起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決定了國有資本與國計民生天然聯系，站在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的歷史高度，國有資本所承載的社會公共服務能力、應急能力、公益能力便成為題中之義。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社會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以來，黨不斷深化對社會治理規律的科學認知與精準把握，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核心是要提升社會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社會治理能力的核心是讓人民群眾共享國家發展的成果，國有資本的社會治理能力集中體現在對行業分布、質量水平、效率水平的評估與提升基礎上，在關鍵領域、關鍵目標與關鍵功能上發揮社會治理效能便是國有資本的戰略擔當和時代使命。

推動國有資本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是引領式高質量發展的前沿生產力戰略。我國當前正探索以先進生產力引領高質量發展，以高質量發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中最重要的是生產力的水平狀況及其進步機制。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我國產業鏈安全韌性發展的現實需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緊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時代步伐，培育新質生產力”。一方面，國有資本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是引領式發展的需要。我國傳統產業面臨強基轉型，統籌推進設備更新、工藝升級、數字賦能、管理創新，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需要國有資本參與。面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中國式現代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制度改革力、技術創新力和產業創造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國有資本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使命光榮、空間無限、潛力巨大，在推動“技術創新與產業創造”互促雙強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功能。另一方面，國有資本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是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高質量協同的需要。我們要從國際產業競爭的全周期視角審視當前我國的產業鏈安全與價值鏈提升問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底層邏輯是新質生產力，國有資本布控新質生產力是基本要求，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有資本引導和推動下，吸引廣泛的民間資本投入科技強國與質量強國的大事業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典型特征和成功密碼。國有資本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的進程最能體現“兩個毫不動搖”的制度包容性和優越性，中國在強化國有資本引領力和主導力的同時，能夠推動和促進民營企業聯動發展與高質量協同創新，通過產業鏈、信息鏈、資金鏈與人才鏈的延伸，共同筑牢中國式現代化的科技基礎和創新動能基石。

新形勢下推動國有資本“三個集中”，關鍵何在？

新形勢下國有資本布局優化與結構調整要堅持把黨的全面領導貫徹到各環節，進一步從歷史主動與戰略主動兩個維度深刻把握時代賦予的重大機遇。從“優化資源配置”的邏輯主線出發探討國有資本“三個集中”的運行規律需要體系化把握如下四重關系。

科學把握國有和民營的互促共融關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下，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在社會經濟功能方面存在差異，這主要源于資源配置邏輯與技術實現路徑的不同。國有資本“三個集中”是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與社會矛盾分析的哲學方法論的有機結合，具有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一般性。首先，不能簡單用西方經濟學的市場結構理論來分析中國國有資本布局。凡是能夠有效降低社會發展制度性交易成本、切實減少民生基本支出、顯著增強公共產品供給效能的領域，就是國有資本需要重點布局并發揮戰略支撐作用的經濟空間。其次，國有資本應堅持聚焦主責主業，強化核心功能與核心競爭力，在強化自身經營效益的同時，積極優化布局結構，避免與市場資本形成無序競爭。再次，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要做到“雙向奔赴”，持續加大體制機制改革力度，推動向國有資本低效領域引入民營資本，實施反向收購機制提升國有資本經營效率。有序進退的終極目標是讓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在“優化資源配置”邏輯下各司其職、各取所需、各展所長。

在構建支持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中鍛造國有資本的戰略支撐功能。需要從科技發展與技術創新的大歷史周期視角看待國有資本的戰略支撐力。首先是不斷強化國有企業的科技創新主體地位，主動牽頭或參與國家科技攻關任務，建立企業研發準備金制度。加大“向未來考核力度”，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基礎性研發與技術創新提供長遠規劃與服務保障，突出國有企業引領行業發展的前瞻性與執行力。其次是國有資本孵化功能（實驗室經濟策源地）。重點圍繞國家級、省市級各類科技實驗室的成果培育與市場化轉化做大文章，提升國有資本參與科學研究、推動社會化大生產的質量和效率。最后是國有資本的平臺協同能力。鼓勵國有企業、高校機構、科研院所等科技力量供給單位加強合作，增強國有資本的靈活性，鼓勵國有企業參與投早、投小、投智、投新，加快布局建設一批概念驗證、中試驗證平臺，將國有資本鍛造成全面創新能力提升的戰略支點。

在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中展現責任擔當。改革開放再出發為國有資本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和多維度的應用場景。首先是提升國有企業（資本）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制體系的能力。突出國有企業ESG（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體系構建、公平競爭環境建設等關鍵領域改革，主動參與全球制度型開放，提升國有企業全球競爭能力，探索引入國際資本參與國有企業結構優化與資產重組，鼓勵優質存量類國有資本通過證券化有序跨境轉讓變現。其次是在共建“一帶一路”大局中發揮“橋頭堡”和“突擊手”作用，聯動港澳專業服務優勢降低“走出去”投資體系化風險，構建國有企業與民營中小企業集群出海新格局，拓展中小民營企業參與國企產業鏈的服務空間和政策空間，發揮國有資本在不確定風險情形下的中流砥柱功能。

在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把握國有資本的治理效能。國有資本配置的背后是政府管理社會經濟發展能力的體現，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環節。國有資本代表政府“看得見的手”，要密切聯動與融合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才能更好的展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國有資本“三個集中”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國有資本在維護市場經濟穩定發展和有序競爭環節的功能突出，市場條件下的國有資本要更加體現活力與效率，做好示范和引導力量，提高經營質量和服務附加值水平。（作者為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教授林江）

編輯｜蘇玲 校對｜朱慧 審發｜嚴艷